阿来: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行走

人民时政网 2019-08-28




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



文│阿来



上篇:在智利


2017年6月12日早晨,成都飞旧金山航班。


飞机爬升时,朝阳正破云而出。我打开王央乐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总集》,心绪似乎已飞到了安第斯山中,在那些印加废墟层层叠叠的石头上了。甚至闻到了某种味道。那应该是一场雨后石上的青苔味道、森林的味道。


飞机飞得平稳了。窗外正是明亮的天空。窗玻璃自动变暗,造成一种夜色深沉的效果。机舱里的灯亮起来,这是早晨,乘务员递上的却是晚餐菜单。餐前红酒和生片火腿,主菜牛排。餐后还有红酒,还有奶酪佐酒。乘务员又来问明早的早餐,是西式的燕麦片还是中式的大米粥。我们逆着地球自转飞行。在机航中过一个模拟的夜晚。在美国西海岸再迎接一次本月12日的早晨。


既如此,我就将它变成一个阅读的夜晚,与聂鲁达的诗共度这个夜晚。


《诗歌总集》不是聂鲁达全部的诗,而只是他一部诗集的名字。这部诗集结集于1949年,那是诗人处于逃亡状态中的一年。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这本书就在这里结束;在这里

我留下我的《诗歌总集》;它是在

迫害中写成,在我祖国

地下的羽翼保护下唱出。

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在智利,在戈杜马·德·契纳,

在我年龄将满四十五岁的

前几个月。

(《我是》)


一本书,应该从头读来。但我在二十多岁时常读这本书。知道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打开书,便忍不住翻到结尾先看一下。这也是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诗集中最平实朴素的几个句子。拉美作家的这一代人,大部分时候,小说家都是喧闹的,不惮繁复与铺排的,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更何况聂鲁达是个诗人。他这本诗集叙写的都是拉丁美洲重要的史实和真实的地理与人物,但却并不因此使得修辞变得拘束起来。也没有因为受到迫害,在逃亡过程中而变得抑郁与悲观,他还是自由而达观地歌唱着: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在明净的时刻,

在寂寞的繁星之下,

我穿过城市、森林,

村落,港口;

从一个人的家门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

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

黑夜是那么肃穆,但是人们

已经放置了他们友好的信号。

(《逃亡者》)


那时候你赤裸裸地醒来,

被河流画满了身子;

你的潮湿的脑袋伸到高处,

向世界遍撒新的露珠。

(《大地上的灯》)


我在这个刻意制造的夜晚重新进入了聂鲁达的世界。




我手里的这本书出版于1984年。我是在1985年得到了它,阅读了它。有几年,我常常重读其中的一些篇目。再后来,它就成了我书柜里的一个陈列品,一份对青年时代写作与阅读的忆念。我竖起金属梯在书柜中找寻某一本书,看到它时,我会伸手碰碰它厚厚的书脊。这次出行我带上这本书。因为我要去诗人的祖国智利。因为我要去的是诗人写作的祖国拉丁美洲。行前就想,关于智利,该带本什么样的书?对我来说,除了聂鲁达难道还有关于智利更好的书?


在这漫长的飞行过程中,我开始重读这本厚厚的《诗歌总集》。


这本书,二十多岁时经常背着它外出。尤其是背着它到大自然中去。骑马时,在背上。徒步时,在背上。在那些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颠簸时,它也常在身边。这本书有些旧了,有些页码上还留有那时留下的一些特别痕迹:一团黯淡了的青草汁液,一朵花更加隐约的印记。那时,我把花朵夹在他描写爱情的动人诗句中间。那时,惠特曼和聂鲁达是我描绘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教科书。我喜欢那样的风格:宽广、舒展、雄壮,而且绝不让令人悲伤的事实所压倒。那不是简单声张的乐观主义,而是出于对人性与历史的崇高信仰。


从机舱里的今夜,到十几天南美之行的路上,我要再次好好读它。


我喝了一杯红酒。然后,把座椅放平,打开了阅读灯。


《诗歌总集》由十五首长诗构成。第一首《大地上的灯》。写的是殖民者发现和命名之前的拉丁美洲。那时的时代,聂鲁达的说法是:“在礼服和假发到来之前……”那时的世界,聂鲁达的说法是:“我的没有名字不叫亚美利加的大地。”


一切开始变得有些恍惚。我读那些描写纵横拉美大地的河流的诗句,恍然真有河流在山影中轰鸣,而不是飞机引擎在轰轰作响。他写低垂于南半球荒野上的星光,我仿佛就躺在那些星光下面,清清冷冷像一块露又像一片霜。


醒来,打开的诗集压在胸上。


我又举起书来读了一些句子,关于岩石,关于花朵,关于一片大陆所有的一切,我又睡着了。睡在诗歌的情境中。再醒来,我打开了电脑。我突然起意要把沿途读这些诗句和在这些诗句的指引下游历智利、游历南美的经过记录下来。文章的题目或许可以叫《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今天是专业知识与技术泛滥的时代。泛滥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在大地上行走,在人世间体验这种事情也弄出来很多专家。专家看了这样的题目肯定会很光火。一本诗作指南?那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做什么?这次我就冒险犯难一次,不靠旅游指南,而只靠一本诗的指引。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



时间倒转,离开成都是北京时间12日早晨9点。现在,飞行几小时后,是旧金山时间12日早晨3点。


周围还有人没睡。一个人在看一本中文的美国历史。一个金发女人开始看第三部电影。主角都是一个,大嘴巴罗伯茨。这比上次飞行的邻居强多了。那次,一个女留学生,整个飞行途中,十三个小时,一分钟没有休息,看《康熙来了》。还有一对又像教授又像退休官员的夫妇,一起看一部抗日神剧。这些节目都存他们自己电脑里。女留学生还好,高兴处,就自己哧哧发笑。那对老夫妻可就不同了。两个人用一副耳机看电视剧。一人耳朵里塞一只。剩下一只耳朵可不闲着,用来听对方关于剧情的大声讨论。


准备睡了。旧金山,早安。至少,这时的人已经上街了。送早报的人也该上街了。不过,互联网时代,报纸日益式微,市民对早上门口有没有一份报纸出现应该不怎么在乎了吧。几小时前还刚看了一条消息,说《纽约时报》又要裁员,裁撤编辑人员。


我醒了。这是机舱共和国的清晨。陌生的人们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一起睡了一晚,梦挨着梦,两尺不到,却又彼此不会看见。厕所里不断响起冲水声。进去和出来的人都浮肿着脸。


舷窗变回透明模式,现出了外面黎明时分的天空。机舱里面的时间和机舱外面的时间同步了。窗外,静止的云海正被曙光一点点照亮。一切都还是冷色调的。本该蓝着的天空有些发灰。本该白着的机翼下方的云海又有些发蓝。一个圆圆的光轮就挂在这冷冰冰的云天之间。我先以为是太阳。后来我自己否决了这个判断。哪有这样发着冷光的太阳?是月亮。此前两三天,晚上在吕梁山中赶路,就见黄土梁后浮着这样一个光轮。


上早餐了。冷牛奶泡麦片。





飞机向下,扎进了云海。颠簸一阵后,便到了云层下面。现在,上面是云,下面是海。我想算算自己是第几次降落在这个机场了。数至第六次的时候,那个我认为是月亮的冷光轮突然放射出耀眼刺目的光线,使海水泛起了金光,给云层镶上绯红的边。原来,它是太阳。竟然,有时候——至少在高空中看去,太阳也不是随时随地都那么光华灿烂。


再起飞,是五小时后了。目的地是休斯敦。在那里,也只是再停留几小时,转飞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这才是本回旅途的真正开始。机翼下是美国的大地。靠窗下望,是荒漠,然后那些荒漠渐渐披上绿色,其间闪烁着河流与湖水的亮光。聂鲁达在那首著名的献给林肯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中写过美国:


在你的树木的钢那样沉重的气息里,

我行走,踩着大地母亲,

蓝的树叶,瀑布的石块,

像音乐那样颤动的飓风,

像修道院那样祈祷的河流。


那时,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对苏联抱有更多的希望。但他热爱林肯。意识形态使他描绘的苏联和美国都有失偏颇,远不如他所描绘的智利与拉丁美洲那样充满了真实的感受与情感。这也是今天艺术家与诗人视为教训的地方。他们说,聂鲁达是写政治诗的,所以,我们要避开政治。他们还说,作家要避开意识形态。他们避开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永恒。而事实则是,没有哪一个作家能真正回避政治,没有哪一个诗人能够真的不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就是石头也会有所选择。如果想长出苔藓,那就会倾向带着湿气的风。如果想长出一个光亮的前额,那就倾向阳光的明亮。好多时候,纯艺术其实就是犬儒的冠冕借口,有时也是无从把握复杂社会现象的漂亮开脱。


再登机,目的地真的是智利了。这时真正是夜里了。飞机来到了海上。机舱外,最后的晚霞正在消逝,舱内正在上餐前香槟。


早晨醒来,舷窗外又是一片紫红的霞光。霞光依着参差的山脊。山脊下还是一片黑暗。这是凌晨五点。我知道,那一定就是安第斯山了。望着那些霞光,脑子里有些关于此山的书写开始浮现。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还有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其中一篇写的是一个从大西洋出发,翻越此山脉发现太平洋的西班牙殖民者。这个人叫巴尔博亚,他为了发现大陆另一边的海洋,更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率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伍(一百九十个西班牙人和一千多个印第安人),于1513年横越南美大陆,到了大陆的西岸,发现了太平洋。聂鲁达在《诗歌总集》的第三首长诗《征服者》写到了他:


巴尔博亚,你把

死亡和利爪带到了

甜蜜的中央大地的角落;

在一切猎犬之中,

你的猎犬就是你的灵魂。

嘴巴血淋淋的莱翁西科,

抓回了潜逃的奴隶,

把西班牙的犬牙

咬进还在呻吟的喉咙。

狗的爪子下,

撕裂着牺牲者的血肉,

而宝石则落进了腰包。


对这个人,这个征服者,聂鲁达是否定的,无情地揭示其掠夺屠杀印第安人的罪恶。


掠夺与屠杀,是殖民主义深重的原罪。


飞机下降,那些黑色的山脊线变成了白雪覆盖的群山。


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飞鹰或积雪仿佛一动不动……

(《大地上的灯》)


这样的高度,见不到飞鹰,但积雪的确在机翼下无穷无尽地铺展。飞机是从北方飞向南方。和北半球刚好相反,在拉美文学中,南方就意味着边缘与辽远。


飞机一头扎进了云层。我闭上眼,想象走出机舱门那一瞬间,涌到眼前的该是南美洲大地怎样强烈的阳光与气息。对这片大陆,我总有着浪漫而热烈的想象。尽管此前已去过这个大陆的三个国家,但此时仍然处于那种想象的状态。


机舱门开了。大地没有巨浪一样猛扑过来。廊桥缓缓伸向机舱门。没有阳光,而是冰冷的雾气在弥漫。此时正是南半球的冬天。


过境证件查验。


取行李。在夏天的装束外罩上一件冬装。


过海关,警犬来嗅行李,安检机扫描行李。


这才与前来接站的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的孙新堂主任会合。还有从墨西哥专门赶来这里的小范,她拿着我的一本新小说《蘑菇圈》。


进圣地亚哥城。高速路两边,一边是荒野,一边是积雪的安第斯山,这是从地图上知道的。雾气迷蒙,山和原野都不可见。触目可见处,都是沿海平原冬天凄清的风景。孙新堂作关于智利的初步介绍。在南美,智利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人均GDP是一万七千多美元。前面我说凄清是指冷雾中的天气。路边掠过的一切,一棵棵树、一幢幢乡下的房舍、一条条城里的街道,以及车窗外一张张晃动的脸,都有着热情庄重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孙新堂说,这个国家经历独裁反独裁的漫长血腥斗争,现今是南美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清廉程度最高的国家。我想,这也是聂鲁达们的理想。为了这个目标,诗人曾为之流亡、为之牺牲。诗人于1973年在右翼军事政变后的几个月内抑郁而终,不知这是不是他期待中的社会图景。


去到孔子学院。一幢建于上世纪初的殖民时代老建筑。一楼有一个图片展,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船和中国瓷。有人在布置桌椅,我的一个讲座就将在这里举行,他们正在为此做着准备。


看看手机上自动更替的时间。漫长的12号终于过去了。当下是13号上午10点。在酒店安顿好,急切地走到街上。


街景。


高大的悬铃木落尽了叶子,剩下很多黑色的果子在枝头无声悬垂。另一条街,楤木挂着更多的果实。这似乎是来自中国的树木,但与那些老建筑配搭在一起,似乎已经在这里站立了百年千年。


聂鲁达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开始了他的诗歌之旅:


后来我来到了首都,迷迷糊糊地

渗透着烟雾和细雨。这几条是什么街?

一九二一年的服装挤挤攘攘,

在煤气、咖啡、人行道的强烈气味之间。

我在学生里面生活,不能理解

四周的墙壁专注于我,每天傍晚

在我可怜的诗歌里寻找树枝。

寻找失去的水滴与月亮。

(《我是》)


街景。


来来往往的人。表情生动,形态多样。带着不同种族或者明显或者隐约的印记,但没有我料想的那么多印第安人印记。这也是有缘故的。这里不是古代印加帝国的中心。人口相对稀少。加之当地印第安部落非常强悍,不畏生死,对入侵的西班牙殖民军拼死抵抗,战后,剩下的人口就更加稀少了,并退到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带。今天,土著居民在整个国家占比也就百分之十左右。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聂鲁达以及与他差不多同一时代的那些拉美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和马尔克斯他们,其实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不仅血缘上是,文化上更是如此。即便是血缘也有过一些印第安血缘的渗入,但主要还是来自老欧洲的血缘。文化意识中主体的部分还是欧洲文化的底子,但他们从什么时候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变化:认为自己直接上承了印第安文化的传统,并将其视为树立自己拉丁美洲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从自己这一代开始,还是从更早的拉美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时就已经萌芽?无论如何,找到这个立场,他就找到了真正的诗歌。


我,泥土的印加的后裔,

敲着石头,说:

是谁

在期待着我?……

(《大地上的灯》)


在这没有名字的亚美利加的深处,

是在令人头昏目眩的

大水之间的阿劳科人,

他们远离着这个星球的一切寒冷。

(《大地上的灯》)


…………





下篇:在秘鲁


飞行。


蒙特港。圣地亚哥。利马。


又一个国家:秘鲁。


聂鲁达去过秘鲁,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写到过秘鲁,古印加帝国的心脏。


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这是拉美那一个时代的作家的共性。古巴的卡彭铁尔这么认为。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这么认为。墨西哥的帕斯也有同样的意识。


飞机落地,人脸的拼图大变。没有那么多棱角分明的欧洲脸了。印第安人的脸错落着,黝黑发亮,饱满浑圆。


……




第二天,乘坐旅游火车顺乌鲁班巴河而下,去往马克丘·毕克丘。


起先是林木稀疏村落稠密的开阔原野。越往低海拔走,峡谷越来越狭窄,两边的山壁越来越陡峭。河岸边不时出现一些层层石阶垒出的梯田。印加人是善用石头的大师。有些梯田还有人耕作,有些显然已经废弃许久了。但那些规模宏大的石阶依然岿然不动,在海拔较高的地带,它们依然祼陈在干旱的土地上。当海拔越来越低,山谷中的风变得潮湿起来,这些石头建成的遗迹,就被繁茂的雨林淹没了。


火车在一个喧闹的小镇上停下。出站口有另一个导游在等待。同样,我凭借那件马甲上的旅行社标志认出了他。还是一个矮壮黝黑的印第安人。这是马克丘·毕克丘站,他说马克丘·毕克丘不在这里。镇子分布在一条湍急溪流的两边。镇子对着一面巨大的高达数百米的悬崖。导游望着背后的山坡说,马克丘·毕克丘在那上面。他还告诉我,上山的旅游车一小时后出发。然后,他就消失了。我们用二十分钟就走完了这个满是餐馆、客栈和卖廉价旅游品的小摊的镇子。然后就沿着铁路走出好长一段。我爱路基下碧绿的河水,有时雪浪飞溅,有些变成碧绿宝石色的深潭。雨林中空气潮湿,充满了那些异国植物的芬芳。一些色彩艳丽的鹦鹉停在高大的我不认识的热带树木上。我后悔没有随身携带一本热带植物指南,来帮助我认识这些瑰丽的树木。因为我以为,来到这里,有一本聂鲁达的诗集就足够了。




在汽车站,导游又出现了。他陪同我们登上的大巴车,沿着盘山路,在丛林中向着高处攀爬。


于是,我在茂密纠结的灌木林莽中,

攀登大地的梯级,

向你,马克丘·比克丘,走去。

(《马克丘·毕克丘之巅》,以下未经标注出处的诗句都来自这首诗。)


马克丘·毕克丘,现今通常的译法是马丘比丘,但我读的王央乐先生译的《诗歌总集》译为马克丘·毕克丘,这也是我二十多岁时第一次知道这个伟大印加遗址时的译法,所以,至少在这篇文章中,我也跟从这个译法。


马克丘·毕克丘距库斯科一百二十公里,坐落在安第斯山上最难通行的老年峰与青年峰之间陡窄的山梁上,海拔两千四百米。马克丘·毕克丘是印加统治者帕查库蒂于1440年左右建立的。一般认为是印加王室贵族的避暑地。旅游指南上推荐一条从库斯科翻山越岭到这里的徒步路线,据说就是当年印加人使用的古道。这个地方因为其遗世孤立,皮萨罗于1533年攻陷库斯科后,也没有被他们发现。此后,印加王室的遗族还在这里避居了三十多年,以后,这些人突然消失,巨大的建筑群被雨林吞没掩藏。至于这个遗址为什么被遗弃,那些印加人又去了哪里,则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三百多年后的1911年,它才被美国探险家重新发现。


今天我们所走的路径正是美国探险家开辟的路径。


也是当年聂鲁达来到这里时攀爬过的路径。


“跟我一起爬上去吧,亚美利加的爱。”


兄弟,跟我一起攀登而诞生。


给我手,从你那

痛苦遍地的深沉区域。

别回到岩石的底层,

别回到地下的时光,

别再发出你痛苦的声音,

别回转你穿了孔的眼睛。


聂鲁达在这条山道上攀登是1943年,他在自传中说,他觉得应该给自己的诗的发展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于是,在秘鲁盘桓,登上了马克丘·毕克丘遗址。当时还没有公路,他是沿着这条山道骑马上去的。




我坐在车里,周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车停下,停车场上簇拥错落着更多不同肤色的面孔,数十种不同的语言如泡沫翻沸。四周还是雨林高大的树木,从这里开始步行,一步步接近那个伟大的遗迹,道路仍然在上升,这正合我意,我想我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来靠近马克丘·毕克丘。但是,当道路横向一道山梁,毫无准备,那片在电视、在图片上已经看见过无数次的石头遗址就出现在眼前。轰然一声,一片光芒就在眼前辉耀。大片的强烈阳光反射在那些层层叠叠的石头建筑之上,在我的脑海中回荡,仿佛火焰颤动的声响。导游在身边说着什么。咕咕哝哝,口音浑浊,仿佛一只小口陶缸里沸腾的马黛茶。虽然是第一次抵达,这里的一切早就熟稔于心,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我不需要别人来解说的地方,但我需要他的声音,我也需要自己手持相机时连续响起的快门声音,不然,这里就太寂静了。虽然有那么多游客,有些在身边,有些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废墟,但一切还是显得那么寂静。这些石头压着石头的建筑自有一种宏伟的力量,用寂然无声宣示出来。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聂鲁达来到这里的时间是1943年10月,也是23日前后。年谱上只说他10月22日到达利马,然后前往库斯科和马克丘·毕克丘,11月3日已经回到智利圣地亚哥。虽然不知道他到达这里的具体时间,但眼前所见却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他在自传《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中写道:“我从高处看见了苍翠的安第斯山群峰围绕的古代石头建筑。急流从多少世纪以来被侵蚀、磨损的城堡处飞泻而下。一团团白色薄雾从维尔马卡约河升起。站在那个石脐的中心,我觉得自己无比渺小,那个荒无人烟的、倨傲而突兀的世界的肚脐,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属于它。我觉得在某个遥远的年代,我的双手曾在那里劳动过——开垄沟,磨光石头。”


是啊,完成这样辉煌的建筑需要多少劳动、多少劳动者。


那么多的巨石,预先经过打磨,使之平整而光滑。垒成了墙体后,两块巨石之间的缝隙中甚至插不进一把最锋利的刀子。这些建筑是瞭望哨,神庙,祭坛,粮仓,王的宫殿,侍从和卫兵们的居所。穿行其间,有或明或暗的水道和曲折复杂的通道一起把分布广泛的建筑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些五百年前六百年前就被打磨光滑层层垒砌的石头建筑,墙体大多完好无损,但都失去了顶盖。它们向着天空敞开。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空格,排列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图案,似乎有某种寓意,又或者就是一种几何图案,并没有意味什么。这个房有一块石头,当太阳从窗口照射进来,落在石头的某一部分,人们就会读出季节与时间。现在,那块石头中央的低洼处积存着一些昨夜的雨水,正在被强烈的阳光蒸发。这里,建筑群中央的高处,还有更大的巨石,是向太阳神献上人牲的祭台。现在,石头是那么光滑洁净,散发着雨水的味道。这座凝聚了印加人智慧、劳作和财富的建筑,成了可以吞没所有声音的废墟,寂静,以寂静获得永恒。


“独一的深渊里的死者,沉沦中的阴影。”墙头上长出一丛仙人掌,我就站在它多刺的宽大叶片的阴影之下。


导游还跟在身旁,还在嘟哝解说词,其中最频繁的那个词是:印加。


“印加,印加。”仿佛咒语一般。


可是印加已经死了。他们曾经非常伟大。现在,是一个印加的后裔,靠在游客耳边不断重复印加这个名字来谋取衣食。旅行社配发的T恤不怎么合身,他表情漠然的脸上有悲伤的浓重影子。


不如听聂鲁达对印加人说话:


从殷红色的柱头,

从逐级递升的水管,

你们倒下,好像在秋天,

好像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空旷的空气已不再哭泣,

已经不再熟悉你们陶土的脚,

已经忘掉你们的那些大坛子,

过滤天空,让光的匕首刺穿;

壮实的大树被云朵吞没,

被疾风砍倒。

…………


等到黏土色的手变成了黏土,

等到小小的眼睑闭拢,

充满了粗粝的围墙,塞满了堡垒,

等到所有的人都陷进了他们的洞穴,

于是就只剩下这高耸的精确的建筑,

这人类曙光的崇高位置,

这充盈着静寂的最高的容器,

如此众多生命之后的一个石头的生命。

…………


石块垒着石块;人啊,你在哪里?

空气接着空气;人啊,你在哪里?

时间连着时间;人啊,你在哪里?


是的,人道,激情,创造,文化,就是要在废墟中呼唤人的觉醒。没有人能回到过去,即便在过去辉煌的现场也是如此。但可以渴望新生,新的生机,新的成长。文化的要义是人的成长、人的新生。


我只看见古老的人,被奴役的人,在田野里睡着的人。


告别的时候到了,我站在一堆当年未曾用完的巨石的边上(未完成使命的石头,未产生意义的石头),下面,是平整的草地。这些草地以前是王室花园。花园漫过山脊,滑向另一边的山坡,又出现了,那些石阶造就的平整的条状梯田。直到悬崖边上。我有恐高症,看着悬崖下面很深处的河流,头晕目眩。


太阳已经当顶,是离开的时候了。


但我还想驻足凝望。


我看见一个身体,一千个身体,一个男人,一千个女人,

在雨和夜的昏沉乌黑的疾风之中,

与雕像的沉重石块在一起;

石匠的胡安,维拉柯却的儿子,

受寒的胡安,碧绿星辰的儿子,

赤脚的胡安,绿松石岩的孙子,

兄弟,跟我一起攀登而诞生吧。

…………


我来,是为你们死去的嘴巴说话;

在大地上集合起

所有沉默的肿胀的嘴唇。

……为我的语言,为我的血,说话。


是的,巴勃罗·聂鲁达,他自觉担负起使命,为一切喑哑,说话。


临行时,我往水瓶里灌了些马克丘·毕克丘冰凉的泉水,在回程的路上,我往瓶中插上一枝雨林中的热带兰花。紫色的,在纹理清晰的茎上仿佛振翅小鸟的兰花。兰花的仿生学,模仿飞行姿态的仿生学。


回程的火车上,它一直在我手中摇曳。


……

(节选)


原发《青年作家》2018年第9、11期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期“行走”栏目选载




阿来,男,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辑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转向小说创作。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蘑菇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大地的语言》《群山的声音》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